《不合时宜的沉思》

施特劳斯——表白者于作家

概述：德国的军队战胜了法国，不代表德国的文化也战胜了法国，武力强大是领导者兵力的强大，不代表文化的强大。而从德国还在模仿其它国家的文化上看，德国的文化就没有理由强于其它国家，当德国不在模仿时，也不能称文化优于了其它国家，只代表了德国从其它国家中解放了自己，只有当德国的文化迫使别国接受自己时，才能说德国的文化战胜了其它国家。

德国的现时文化是杂乱的不存粹的，不优于别国的，为什么现时德国没有意识到这种问题，还沉醉于文化胜利的假象中，是由于社会被知识庸人所领导。

知识庸人是这样一类人，将作为寻找者的伟大思想家冠以经典作家来研究，时而借助他们的著作陶冶一下自己，甚至用他们的名字命名节目和协会，这只不过是知识庸人研究他们付的现款，为的就是在其它方面不再认识他们，尤其是不必追随他们，不必继续寻找。不可以再寻找，就是庸人的口号。

伟大思想家是寻找者，知识庸人是不寻找者，斯特劳斯是知识庸人的代表。

知识庸人建立的王国的三个问题：

如何设想自己的天国？

肤浅的愉快的满足的生活。
新信仰赋予他的勇气能够到达多远？

当他谦虚的时候。
他如何写自己的书？

一种对真理的应付，又能引起浅薄者共鸣的思想匮乏的东西。

无闲暇的庸碌，不探索的繁忙，对寂寞闲暇带来的重要问题的逃避，逃避那些为了什么、从哪来、到哪去的问题。甚至不去思考自己的繁忙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获取名利？或许真的不是。

庸人文化相信自己，满意自己，不会对当前有任何本质的改变，它坚信自己并向外不断的推销自己，对圈子外的声音半信半疑或者干脆不听。任何处在圈子中的人，即使有独特眼光的人，在被众人推着绕圈子气喘吁吁的跑了几大圈之后，不头眼昏花，就算发出声音，在这种千遍一律的圈子人面前，又能有什么用呢。

从各个方面抨击了施特劳斯作品是庸人作品。

历史学对生活的利与弊

概述：“凡是仅仅教诲我、不增进或者直接振奋我的行动的东西，都让我感到厌恶。”作者认同歌德的这句话，以它作为开篇。阐述为什么缺乏振奋的教诲、为什么使行动疲软的知识、为什么作为昂贵的知识过剩和奢侈的历史学，适用于歌德的那句话，是因为还缺少必要的东西，而多余的东西是必要的东西的敌人。我们需要历史学是为了生活和行动，而不是为了舒适的离开生活和行动。

过多的历史会封锁步伐，带来虚弱。伟大的历史事件都产生于非历史。

关注历史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受到伤害，并最终走向灭亡。这个度与从自身独特的成长，改造过去的和异己的东西的能力有关。

对历史学抱有不同观点的人：

超历史的人：在众多的事件中嗅得出任何伟大的历史事件都产生于非历史的大气层，认识到一切发生的唯一条件来自于行动者灵魂中的盲目性和不义，由此他根本不会感觉到任何诱惑，再去靠历史来继续生活并且参与历史，甚至以后也不再过分认真地对待历史学。
历史的人：对于过去历史的观察使他们涌向未来，点燃起他们的勇气来更长久的与生活较量，他们相信，存在的意义在一个过程的进展中越来约明显，他们之所以回头看，是为了借对迄今的过程的观察来理解当前，并学会更热烈的渴望未来；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不顾自己的一切历史而非历史地思维和行动，他们对历史的研究不是服务于纯粹的知识，而是服务于生活。

生活需要历史学的服务

历史学的种类：

纪念式的历史学。

属于作为行动者和追求者的人，属于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斗争，需要榜样、导师、慰藉者，在当代不能找到这些榜样的人。

用过去曾经是可能的来激励未来也会再次发生。

但当纪念式的历史学被改变、被曲解成美，并统治者其他种类（好古式的、批判式的），那么过去本身就受到损害；过去的绝大部分被遗忘、被轻视，只有一些个别的、经过粉饰的事实现楼出来。

当非艺术的和艺术薄弱的人们被纪念式的艺术加历史学披上甲胄武装起来时，武器将对准真正的艺术人才，他们会说，看，伟大的东西已经在这里了。纪念式的历史学成了化妆的衣裳，在这衣裳内，他们把对同时代的强者和伟大者的憎恨冒充成是对过去时代的强者和伟大者的钦佩，他们的格言是，让死人埋葬活人吧。
好古式的历史学。

属于作为保存者和敬仰者的人，他怀着忠实的爱，向他所来自、并在那里生长的地方回顾，他用谨慎的手护理那从古以来就存续着的东西，把它在其下产生的条件，为应当在他之后产生的人们保存下来。

历史好古的敬仰感，在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所处的简陋的、粗糙的、甚至贫弱的状态中传播一种简单的、动人的愉快情感和满足情感时，才具有最高价值。

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好古感总是有一个及其狭窄的视域，它根本没有觉察到绝大多数东西，而看到的少数东西，又看的太接近、太孤立；不能测量它们，因此把一切都看得同等重要，这样终归有一天，凡是还进入视野的古老的和过去的东西都被简单地当作同等可敬的，而凡是不敬畏地对待这种古老东西的，因而新颖的和生成着的，都受到拒绝和敌视。好古式的历史学在当代新鲜生活不再鼓舞和振奋它的那个瞬间就蜕变了——敬虔枯死了，博学的习惯没有敬虔也继续存在，并自满的围绕着它自己的中心旋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就看到一种盲目的收藏癖，即无休止地收罗一切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可厌戏剧。

如果好古式的历史学变得过于强大，盖过了沉思过去的其他方式，只懂得保存生活，不懂得创造生活，就会妨碍对于新事物的有力决定，使行动者麻痹。
批判式的历史学。

属于作为忍受者和渴求解放的人。人们意识到一个事物的存在是多么的不公，它理应灭亡，于是它的过去就被批判的沉思，于是人们就用刀子去挖它的根，残忍的跨越一切敬虔。但这永远是一个危险的过程，因为既然我们是过去世代的结果，我也就是他们错误乃至罪行的结果，完全摆脱这个链条，是不可能的事。充其量我们培养一种新的习惯，新的本能，一种第二本性，以至于第一本性枯萎了。

三种历史学都只在一块土地上和在一种气候下才是正当的，在另一块土地上将长成荒芜的杂草。如果要创造伟大事务的人一般而言运用过去，那么他就凭借纪念式的历史学占领过去。如果在习惯的东西和厚古的东西中坚持，那么他就作为好古式的历史学家护理过去的东西；在急需摆脱当前压抑着他胸怀的负担的人，需要批判式的历史学。

这就是历史学能够为生活所提供的服务，每个人每个民族各自按照自己的需要而需要过去的某种知识，时而是纪念式的历史学，时而是好古式的历史学，时而是批判式的历史学。

过剩的历史学损害生活的五种方式：

产生内外矛盾，从而削弱人格。

脱离生活真正需要的过量的历史学使人失去内在动力，产生内部和外部的不统一，这时历史学成了一种知识，成为一种不向外推的内容。人们贪婪的吸收着历史学繁杂的知识，为了能轻松的接受它，以便后面快速的抛弃和清除，产生一种不再认真对待事物的习惯，由此产生出“软弱的人格”，根据这种人格，现实的东西只造成微不足道的印象，人们在外表上变得马虎、随便，把内容和形式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大。

有文化的民族应当在一切现实性上是某种有生命的统一体，不应当分类为内容和形式。谁要追求和促进一个民族的文化，他就要追求和促进这个更高的统一，并一起从事于现代博学的毁灭，以利于一种真正的教养，他要敢于考虑，一个民族被历史学所毁坏的健康怎样能够得以重建，它怎样重新获得自己的本能，并从而重新获得它的可敬。
一个时代陷入自负，认为它比任何时代都拥有更高的德行、正义。

绝对公正的是罕见的，各个时代和各个世代没有权利来作过去各时代和个世代的裁判。同类相知，如果一种历史著述不是从最罕见的英才的头脑中涌现出来的，就不要相信它。
民族的本能遭到破坏，人在在变得成熟上受到阻碍。

将历史学拔高到科学的地步，过分的精确历史学，而每次推算又都不可避免的暴露出更多错误的、粗暴的东西，破坏了历史学可供幻想的部分，而可供幻想的部分是现存事物创造的氛围。

毁灭一个东西就展露出它的全部。
培植出任何时候都有害的对人类年龄的信仰，即自己是后来者和模仿者的信仰。

一个民族的教育如果主要是历史学的，那么总有一天人一生下来就是白头发的。
一个时代就陷入讥讽自己本身的危险情调中，并由此情调出发陷入更危险的犬儒主义情调。

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

主要讲人要听从自己的内心过活，而不是蒙蔽心智，懒惰的随波逐流。

两个流行的教育准则：

发现学生独特的强项，重点培养这里，帮助学生达到真正的成熟。
培养和保护学生的一切，让他们彼此和谐。

许多教育者选取其一，但这两个准则不是相互排斥的，强项作为中心，和谐的一切作为圆周，共同组成一个有生命和活力的机体。

叔本华作为教育者的特征：

真诚
令人快乐的快乐。

瓦格纳在拜雷特

没啥意思，略。